来自 生活 2018-02-26 18:26 的文章

一辈子只放过一个坏炮的炮手

放炮是个技术活,也是一个危险活。1958年,我20岁,被小队抽去修三河水库,跟着一个姓胡的技术员学放炮的技术。跟着他学了一年多,我就能够一人独自完成放炮的任务了。从这以后,我在水库一直干着放炮和安全管理工作。

放炮的首要任务是埋炮。炮放得好不好,先要看埋得好不好,药量够不够。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埋炮手,所负责的工地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。

其他连队有出过安全事故的,有炸断手脚的,有炸死人的,炸得血肉横飞,连个尸体都不全,家属跑到水库来要人来哭闹。也有把人家房子砸塌了的,砸伤人的,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。

工地上放石炮要比放土炮难很多,技术要过硬,而且得有经验。石炮是炸石头的,比如要打3米深的炮眼子,就要灌1米深的炸药,同时要放入最低2.5米的引线,然后洞口塞上纸或者草,有时候还填沙子到里面,一个这样的炮可以炸4立方米的石头。石头可以炸飞50米以外,我们要跑出100米远,才比较安全。但是这样一来一去,工作效率很低。于是,我们在石头巢里建一个专门的防空洞,也是用炮炸开的,可以容纳六个人,点燃引线以后,点炮员就迅速跑到防空洞里,把门关上,捂上耳朵。

我每天吃完早饭后,就去仓库领一天用的炸药、雷管和导火线。然后把引线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寸剪成段,把炸药包成小包,用于前期的放炮工作。

在水库,一般情况下升绿旗是预备放炮,升红旗是工地点火放炮的信号,升黄旗是工地进行施工。工地一天放两次炮,一般是中午十二点,工人们散工去吃饭,我们才放炮,再就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,工人们都收工后,才放炮,要保证所有工地人员的安全,确保万无一失。

1974年冬月,我又去修碧绿河水库,修了三年。我在工地还是负责安全和放炮的工作。

在碧绿河水库,升绿旗是散工的信号,升红旗是点炮的信号。

有一次情况非常险峻。工地升了绿旗,刚刚散工,一万多民工正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工地,所有民工离开工地到安全区域要十五至二十分钟。可是有一个兵团连长,他是复员军人,根本搞不清楚状况,看见升了绿旗就让人点火。工地当天打了34个炮眼,他带着一个人,一会儿工夫,把34个炮眼全点着了。我过去一看,顿时惊呆了,也吓懵了。还有上万人没有走出危险区,怎么办?

我当机立断,用脚一个一个地去踩熄引线。我怕引线没有踩熄火,又燃着了,就把引线在手上挽两圈,把导火引线扯出来。我当时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,几秒钟扯一个,一边踩熄火线,一边扯,扯一根引线用几秒钟,然后一边跑一边往下扯。一个引线和另外一个引线之间隔了几米,我在十五分钟内,把34根导火引线,全部扯完,没有造成一个人伤亡。当时,我也顾不得喊人,就凭着一股子劲把这事干完了。等我终于松了一口气,看见工地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来。这才意识到衣服后背全部都湿了,人也累瘫在地上。

当天我就去向水库工程指挥部反映情况,因为这事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。第二天,领导了解情况后开会表扬了我,还给我发奖品,一个搪瓷饭缸,一顶草帽,一条毛巾和一张大大的奖状。

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我这一辈子放炮从没有出过事故,可是我过的日子,就像是放了一个坏炮,躲都躲不过,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,浑身都是看不见的伤口。

我在水利工程当炮手,村子里小队每年给我3600个工分,补助我一天半斤粮食,一年720斤谷。工地还补助我们8块钱一个月。日子比那些单纯在村子里种地的人强,随后就有几个熟人给我做媒。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死了娘,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父亲身体不好,我是姐姐照顾大的。

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,在工地太忙了,根本没有时间回家。我第一个媳妇叫袁继香,婚后我们感情很好。她长得圆圆的脸,见人很害羞。结婚不久,她就怀孕了。我很少在家,每月把发的8块钱托人带给她。那年我在修大旗山水库,她生孩子的时候,我还是请假回家了。

她遇上了难产,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。那天傍晚,她生孩子的时候,羊水破了,孩子没出来。我急急忙忙跑出去请外村的接生婆,等了很长时间接生婆才来,我媳妇疼得在床上打滚,丈母娘在旁边不停地给她擦汗,不停地安抚她。

接生婆接了半个多小时,孩子还是下不来,后来又折腾了一段时间,我媳妇疼得晕过去,又把她弄醒了,孩子终于生出来了,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一看是个男孩,很难过。媳妇哭得非常伤心,我一边劝她,一边偷偷抹眼泪。

过了三天,她产后大出血,也去世了。她当时只有27岁,是我亲手挖土把她埋下去的。我在她的坟地边默默地哭了一场,陪在坟边呆坐了几个小时,就返回了工地。

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袁继香,整整十年,我都没有再找女人。

 

就这样过了十年。1976年,我38岁的时候,三河兵团的团长和营长看我一个人太孤单,就主动做媒介绍我到三河的夏长菊家。当时她有两个儿子,都不大。大儿子12岁,小儿子才5岁。我也想忘了以前的事情,就到她家倒插门。起初,她对我还好,我也把每月在工地挣的工资给她一大半。我们生了一儿一女,儿子叫胡刚辉。

后来田地承包到户,我从水利工地回来,在队里搞生产。谁知道我儿子3岁的时候,被我亲手兑的农药毒死了。

当时我去田畈给庄稼打完农药,还剩下小半壶药水放在门外,可是我媳妇不知怎么就拿进屋子里来。两个孩子在家玩,我和她两人又在田里忙,都不在家。儿子和女儿把农药当酒喝着玩,儿子不懂事喝了一大口,当时就口吐白沫,晕过去了。我从田里赶回来,抱着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卫生院,在卫生院打了一针之后,医生让我们赶快搭车往县医院送。送到县医院紧急抢救,但是最终没有抢救过来。女儿只喝了一小口,还吐了一些在地上,救过来了。

儿子死了之后,我埋怨老婆,她埋怨我,我们互相怨恨,关系越来越糟糕。

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。后来我在三河小街开了个小店,卖水果副食和日杂农产品等。那时候,农民捉到活鱼、乌龟和泥鳅,都送到我那里去,我帮他们卖,从中可以赚一笔。我每隔两三天要搭车到县城进货,就让夏长菊守摊子,结果她把货卖了,钱却不交给我。我说要进货,她也不拿出钱来。我接触的顾客多,免不了和女人有接触,后来她就怀疑我外面有人,回到家就跟我没完没了地吵架。

我手里有了点钱之后,她就提出来要做房子。我想着她的两个儿子大了,土坯房也漏雨,就答应了。我做了一个大排四的瓦房,屋顶还加了明瓦,房子建得又大又明亮。钱大部分都是我的。我为了盖房子,做生意的钱用了一大半。后来我没钱进货,干脆就把生意停了。心想这下子她该满意了吧?但是她脾气不好,过了一段时间,如果没有顺着她,她又生事和我吵。我家姑娘长到十一岁的时候,我和夏长菊的关系彻底破裂了。

1989年,我得了伤寒病,一个星期没有吃饭。她儿子倒一杯水给我喝,夏长菊训斥他,说不该给我水喝。她连开水都不给我喝,我就彻底死心了,带着铺盖和几件衣服,离开了夏长菊家。我本来想把女儿带走,可是她把女儿提前送到别人家藏起来了。我到处找了一圈没有见到,孤零零一个人搬回了老家。

我搬到了小河头村,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住着,种了一亩田,二亩地。一年可以收一千多斤谷,三百多斤麦子。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就到地里,田里去转转,找点活干,虽然有时候也没有多少活可干。我种了一大块菜地,春天的白菜长得水灵灵,夏天的豇豆挂满了架子、茄子也长得油光发亮。我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,能卖几百块钱,贴补烟钱。秋天的花生长得好饱满,芝麻也收几麻袋,乌黑油亮的,总能卖个好价钱。

我实在闲得慌,晚上就往我哥哥家跑,到他家去聊天或者看电视,总是聊到很晚回来。时间长了,嫂子不欢迎我,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,晚上看到很晚才睡觉。我睡不着的时候,就想念女儿。女儿后来想我,也回来住了几天,但她还是跟夏长菊走了。中间有很多年,我们没有来往。

村里的干部看我一人太孤单,就替我申请了福利院。在福利院里住着,逢年过节,院里的老人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,我很难过。

直到女儿出嫁生了孩子,我才得到她的消息,我跑去买了一辆童车、一些小孩的衣服和几斤肉、鸡蛋去看她。

她看见我去了很激动,喊了一声“爸”,我的眼眶立刻湿了。